中国的“奥斯威辛”

提起二战法西斯在世界各地建立的战俘劳工集中营，世人知道最多的是德国的奥斯威辛集中营，其实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及亚洲也建立了许多战俘劳工集中营，仅在中国华北地区建立的集中营就有十余个。日军建立这些集中营的主要目的是对战俘劳工进行奴化教育、策反利用、奴役使用、劳力输送。日军在华北设立的战俘集中营现已知道的有：北平的西苑，天津的塘沽，河北的保定、石家庄、井陉、宣化，山西的太原、临汾、运城、大同，山东的济南、青岛、张店，河南的洛阳、郑州、开封，江苏的徐州等地。规模比较大、时间比较长、管理比较严的集中营有北平、太原、济南、石家庄，它们大都是从日军一占领便开始组建，直到日军战败投降才结束，每处关押战俘劳工大都在5万左右。

集中营大多设在过去的兵营。为了管理战俘，日军在原兵营的基础上，加固围墙，安装电网，建起岗楼。如石家庄集中营，日军在四周筑起了高高的围墙，围墙上安装了电网。围墙内有两丈多深、一丈多宽的壕沟，围墙四角和关键地段设有三丈多高的岗楼和望哨位，昼夜都有日军负责站岗。内壕沟上又加设一道铁丝网、电网，网内由警备班保卫班警戒，几十米远就有一个哨位。此外，营区内还有日军的流动哨不停地巡逻。因为战俘劳工进行暴动，1944年日军又在营区东西两院之间挖了深沟，加了电网，晚上还有探照灯扫视照明，普通战俘劳工不准接近壕沟和铁丝网，只能在指定的区域活动。凡是被送进集中营的人很难从里面逃出来。即使要把一具战俘劳工的尸体运出集中营，也必须经过日本医官检查和门岗验证，可谓岗哨林立，戒备森严，所以，人们称这里是“人进鬼出的阎王殿”。

战俘劳工没有人身自由，每天被强制地过着机械、单调、枯燥、呆板的生活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几个大战俘集中营的一般日程活动有：（1）点名。每天早晚两次点名，清查有无人员逃跑。（2）升降旗。早点名时升旗，晚点名时降旗，升降日本的太阳旗和汪伪政权的旗帜，同时强迫战俘劳工向日本国的本土方向行鞠躬礼或注目礼。（3）呼喊“日华亲善”、“拥护新政权”、“建立大东亚新秩序”等口号。（4）强制劳动。集中营每天都要组织战俘劳工参加劳动。（5）策反活动。日军经常把有关人员留下开座谈会，搜集情报，进行策反和收买工作。（6）唱反动歌、读反动报。每天晚点名后，要强迫战俘劳工学唱日伪歌曲《东亚进行曲》、《劳工训练所歌》等，或者分班组织读《新民报》等反动报刊，进行欺骗宣传，以达其奴化、软化目的。

凡是送到集中营的普通战俘劳工，除病得爬不起来的，都要服劳役。石家庄集中营在营内各工场做被子、做鞋子、缝补衣服等都规定一定的定额，完不成任务要受罚。战俘劳工吃不饱饭，体质较差，不少人带着伤残病参加劳动，稍微干得慢点，就要遭到监工的训斥和毒打。如果说德国法西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屠杀几十万犹太人，是草菅人命的刽子手，那么，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对战俘劳工的残害，则是敲骨吸髓的刽子手。

集中营是同驻地军、警、宪、特设立的小监狱相联系、相配合的，对他们认为不忠诚的战俘，常常施以酷刑。1944年3月，邯郸日军宪兵队往石家庄集中营送去100名所谓的犯人，其中有30多人是共产党打入伪机关的地下工作者。日军严刑拷打，他们毫不屈服，日军就说他们有传染病，叫军医为他们打防疫针，实际是注射石炭酸水，打完针后，几十个人当场死亡。战俘们不甘心被奴役，组织暴动逃跑，被抓回来后，有的就地枪决，有的砍掉脑袋，挂到电杆上示众。日军还随意拿战俘驯狗、试刀，更残酷的是用战俘做活体解剖、细菌试验、活靶训练。北平集中营曾把一些战俘的胳膊弯曲打上石膏进行肘死关节试验，致使这些战俘残废或丧命。济南集中营曾把战俘当做血库，大量抽血，并进行细菌试验。太原集中营曾把战俘绑在操场的木柱上，让日军新兵练刺杀练胆量，仅两次就残杀战俘340余人。

战俘劳工在集中营的苦役只是苦役的一种方式，更繁重的劳役和更悲惨的生活还是被输送到伪满、蒙疆和日本各地以后。华北战俘劳工输送到伪满从卢沟桥事变以后就开始了，高峰期在1941年到1943年，《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》一书的作者估计，每年押往东北的战俘劳工即特殊工人约10万左右。战时从华北输送到东北的劳工约900万，其中几十万是战俘劳工。为了掩人耳目，日军给战俘劳工冠以特殊工人的称号。送往日本本土的战俘及劳工开始于1943年，大批输送是1944年和1945年5月前。据日本《外务省报告书》统计约4万，输送到日本的35个公司135个作业场，主要从事矿山业、军事土木工程、造船业、港湾装卸工等重体力劳动。战俘劳工被押伪满和日本如同被判了无期徒刑。战俘劳工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普遍恶劣，冻、饿、病、累死者很多，伪满的劳工死亡率低的百分之十几，高的达40％。在日本的劳工死亡率达17％，高者达52％。战俘劳工不甘奴役，在集中营和就劳地进行了多次反抗斗争，如著名的新邱暴动和花冈暴动等。